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公元960年），后周开国候、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得以“黄袍加身”，正月初五日，赵匡胤以所领归德军节镇宋州，故而建国号为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史称北宋，仍以东京开封为都城。
宋王朝建立后，面对天下群雄割据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先后吞灭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诸政权；宋太宗赵光义又迫使泉漳、吴越献地，攻灭北汉，结束了自唐末伊始的分裂割据政局，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显示出了新王朝的勃勃生机。
因宋太祖在统一时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所以在宋初，对于五代以来日益强盛的北方契丹族（辽国）采取守势，助长了辽国觊觎中原的野心，而宋太宗时期三次攻辽战争的失败，则又加速了辽军南侵的步伐，迫使宋真宗时期以纳币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真宗景德元年，宋辽双方在澶州达成和议，规定宋每年交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换取和平。因澶州郡名主澶渊，故这次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宋初（太平兴国七年）西北（夏州）党项首领李继捧到京朝见太宗，李继捧自陈其”诸父、昆弟多相怨“并表示愿留京城，"遂献夏州地区。然而这次李继捧的“献地”却并没有给宋王朝带来西北边境的宁静，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甘内迁丧地，于雍熙三年投靠辽国，倚辽抗宋，使得宋王朝两面受敌，败多胜少，宋真宗时无奈只得以赐金绢换取与党项关系的改善。景德三年宋封党项首领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从此伊始，终李德明之世，宋与党项和平相处；但是这种和平却很短暂，随着李德明子李元昊继位并于宋宝元元年称帝建国号夏（史称西夏），宋与西夏在西北的战争即又开始。宋在对西夏战争中暴露出积弱的形势，屡战屡败，同时期辽威胁将再次南侵宋，而宋则在辽未调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同意在给辽国的岁贡中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表示如辽能使西夏停止攻宋，可再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遂开始调停西夏。西夏在辽的压力之下，同意了宋的和议，宋庆历四年，宋以“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加上各种节庆、生日等所赐银、绢、茶及衣著杂帛等，西夏则以称臣而定和议，同年，宋正式下诏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夏正式议和。
宣和二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盟约规定：金攻辽中京等地，宋攻辽燕京，辽亡后，燕云归宋，宋将原先给辽的岁币转给金等），议定联合灭辽，徽宗命童贯做好军事准备，但因同年冬两浙方腊起义，准备攻辽的西北军遂改而先南下镇压起义，徽宗此时也有毁约之意；直到宣和四年，在看到辽的败亡形势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徽宗才又任命统军攻取燕京，但是两次攻燕之役宋军皆败，童贯只得以与金夹攻的名义邀请金军攻打燕京，燕京遂为金军占领。到了宣和五年，宋金议定除每年的岁币外，另添一百万贯代税钱给金，金将后晋割与辽国的燕京地区西部六州二十四边县移交给宋，童贯方才率部进入燕京空城。
在宋第二次攻辽燕京失败之前，宋已将辽燕京改为燕山府，金则改以平州为南京，以辽降将张觉为留守，然而张觉却秘密做复辽准备并暗中表示降附宋朝，徽宗即改平州为泰宁军并任命张觉为泰宁军节度使；宣和五年，金军打败张觉，张觉逃往燕山府藏匿，宋虽在金向宋索要张觉时杀觉并函首送金，但这已经为金军南侵制造了借口。
宣和六年，金将娄室擒辽天祚帝，辽亡。同年，金将阁母以宋纳叛亡为毁盟而请攻宋，完颜宗望在金军决定南侵攻宋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向金太宗进言“苟不为先，恐为后患”；同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侵宋。十二月，金军南侵的消息传入开封，徽宗禅位给太子赵恒，是为钦宗，钦宗改次年为靖康。
靖康元年初，金军东路军第一次兵临开封城下，要求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府给金以议和，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巨额赔款和以亲王、宰相为人质的条件，金军东路军遂在北宋“勤王”军数倍于己的情况下退兵，但太原等三镇军民拒不接受降金诏令，继续抗金，金军东路军即再次南侵，于靖康元年十月再围开封，不久金军西路军在攻陷坚守长达八月之久的太原后也兵临开封城下，金军即攻打开封，于靖康二年二月，俘徽宗、钦宗，北宋亡。
北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始，至钦宗靖康二年亡（公元1127年），共历时一百六十七年，其间除在太祖一世及太宗太平兴国时期因渐次吞灭南方各割据政权时显现出如朝阳初升的气势之外，余皆是气势日渐，特别是对北方采取势，更是暴露出了宋的嬴弱。被后世史家称之为“隆宋”的北宋，在武运方面却并没能够像汉、唐那般隆盛，在对外战争及反侵略战争中屡屡失败，以至于屡屡签订屈辱和约，最后则在金军南侵时迅速灭亡，这些不得不让人相信，北宋虽然拥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支职业军队，但它却没有能够让这支职业军队形成战斗力，使得北宋在对北方的各场战争中大多失败，并因而对北宋的嬴弱和最后的覆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是宋军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得以登上帝位、建立宋朝的，所以他在建立宋朝之后，即开始处心积虑的改变军制，以从根本上杜绝“兵变”事件的重演，以保宋王朝的长治久安。首先，因为赵匡胤兵变成功所依靠的是中央禁军，所以赵匡胤在建立宋朝后即着手对中央禁军将领进行调整，剥夺位高望重的禁军将领的兵权，出而为地方节度使，另以位微望轻的将领主兵禁军，同时将禁军主兵机构殿前司地位降低，又将侍卫亲军司的二级机构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逐步变为独立机构，以消除禁军将帅兵变的可能；然后，太祖在收中央禁军兵权后，又削弱藩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逐步在行政职权上将节度使变为与刺史、知州（府）无本质区别的高级（礼遇高）州（府）级行政长官，其中在兵制方面，将各节镇精兵收归中央，作为“禁军”，各地方所保留的地方军则称为“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和维护地方治安之用（此即“天子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最后，宋初沿五代旧制，仍设枢密院，“与中书对峙文、武二柄”。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既夺兵部之权又分宰相的军事权，而且，自宋初起，枢密院长官逐渐以文官担任为主，实行“以文制武”。
北宋时期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政策，即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决策机关，掌握兵权，二司（殿前司、侍卫司）和随后的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是最高军事管理机构，统辖全国军队，发生战争由皇帝亲自选派主帅，调集军队，由主帅统兵征讨，从而使决策、管理与统兵之权分开，统兵官不能长期掌握兵权，以达到“各有分守”、互相牵制的作用。
以上种种措施，一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使得宋朝实现了中央集权并加强了皇权，但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因为皇帝对统兵大将的猜忌使得武将不能够专心于军事研究，而宋所采用的“以文以文制武”政策也使武将地位大为下降，这都大为削减了武将“为国用命”的热情与勇气，再加上宋朝特殊的统、调、管兵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政策，特别是宋实行“更戍法”（即不改变驻营地，将禁军定期调往其他地方戍守，以使得“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以达到彻底消除唐末以来军事将领以武力威胁中央政权的隐患，这都造成了宋朝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除了各指挥（相当于营级）的低级军官外，中高级将领尤其是主将并不熟悉所率各部队的特性和战斗力，对下属部队也无任何威信可言，严重影响了作战效果。比如在庆历元年初宋与西夏的好水川之战中，主将任福本来在庆州“蕃汉渐各信服，士卒亦已谙练”，却突然被调到泾原，临危受命，虽然勇气可嘉，但“麾下队兵逐差拔，诸军将校都不识面”，最终导致了好水川之战宋军兵败的结果。
第二，宋代禁军和厢军都是募兵制，士卒一旦入伍，终身服役，直至老疾退役，而宋朝长期忽视军备，士兵得不到正规有效的训练，也未能及时拣退老弱，这是造成宋军战斗力低下的关键原因。
在宋与西夏的战争期间，当时身处西北地区的伊洙指出“马军每一都，枪手、旗头共十三人，其余八十余人并系弓箭手；步军每一都，刀手八人，枪手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并系弩手，其弓、弩手更不学枪刀，虽各带一剑，即元不系教习”，这说明弓、弩手是宋军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宋军在训练士兵时却只重形式而不关心实效，如射箭只看重拉开弓弩者力气的大小，却不问能否射中目标（“惟务求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长编》），实际上不能射中，与空手又有何差别？
“又马枪止试左右盘弄，而不较所制中否”，也是只看形式而不重实效，以及“其左右斫（马宗）、腰射、脑射、一绰笞子放箭之类，乃军中之戏”本是与战斗无关的杂耍，无用于实战，“而使臣军员缘此，例得拔用”，“故诸军亦循守常法而无所更，以此临阵对寇，罕能取胜”（—《长编》）。即使是上等禁军，如侍卫马军所辖最上等的“龙卫”军“闻其有不能被甲上马者”（—《长编》），至于次等骑兵，则更多是“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长编》）。
宋军“每指挥（三至五百人）艺精者，不过百余人，其余皆疲弱不可用”，而且“边任多纨绔子弟”，“军行，倡妇多从之”（—《长编》）。这样的军队，与骁勇善战的辽、金西夏军队交战，又怎能不败？
第三，武器装备质量低劣是宋军战斗力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宋军所使用的武器，“长短小大，多不中度”且“铁刃不钢“，弓弩“筋胶不固”。官府的武器造作之所“但务充其数而速了”，完全不考虑实用，主管武器制造的官员也不检查武器的质量，以至“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长编》）
第四，宋朝军队未能建立有效的纪律，使得宋军军纪涣散，这也是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原因。五代时，军队凡占领一城，将士们必例行抢劫，是为“夯市”，宋初太祖严禁军队抢劫百姓，但五代以来的旧习并非一道命令所能够杜绝，在宋初的统一战争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抢劫行为仍不断发生，特别是在太祖灭荆南、湖南割据政权时，将士时有劫掠，时任监军的枢密院副使、太祖心腹李处耘对此加以制止，因而与南征军主帅慕容延钊失和，宋太祖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将李处耘贬为地方官，而慕容延钊仍加升官衔，南征“诸军所掠生口（人），遣使分送其家”。太祖对抢劫行为不予追究，导致了其整顿军纪遂以失败告终。此事对宋军影响极大，使宋军军纪形同虚设。一个没有严明纪律约束的军队，其战斗力如何，当是不言自明。
以上各方面原因造成了宋朝军队战斗力低下，屡战屡败，以至于使得宋朝在文治昌盛之时却因武事嬴弱而国势日微，最终亡于金兵南侵。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为之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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