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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史之讹误与读史精神 |
评论数:1 人气:1834 发表时间:2006/4/13 19: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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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史籍记录了华夏数千年纷繁芜杂的史迹,泱泱大观、汗牛充栋。就清代之《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以下即有正史、编年、别史、杂史、传记、地理等十五大类,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如此浩瀚之史学,可谓给现今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知识宝藏。英国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中国之唐太宗又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听说当年清祖皇太极打下中原江山,就是爱读《三国》,精善于其中谋略。所以现今我们拥有的这一史学宝库,便也是我们启迪智慧之源,远见通明之泉,借曹孟德一句诗来说,应当就是“幸甚至哉”了。 然史学之于中国正也浩瀚如春雨牛毛,纷繁芜杂,故历史之陈迹也多泥沙俱下,或鱼目以混珠。读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便多有如此感慨。粱氏论述历史之考证辩伪,证据多有散失。以为:“或有意隐匿,例如清廷自改《实录》;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逐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失,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1] 从上所举五例,可见史迹之于史册,难免有记录史不副实之处。 同样,徐复观先生在他读史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历史的政治表面,常常是由统治者所编造的材料写成的。尤其关于最高权力斗争的机微之际,对失败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夸张;对成功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隐没。著史和读史能不受此中情势所欺瞒的实在很少。有关两汉朝廷与诸侯王发生重大关系的材料,使我痛切感受到了这一点。”[2] 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以王者之眼光鄙照败者之“寇”行,所以便常常混淆隐夸了双方的“不利材料”,致使史不副实了。因此,今人论史以为《明史》最好,因为《明史》的编撰并不是胜者为王的人编定的,而是由夹在明清交替之中的明遗人来作的,既为成者,也为败者,故能中正而少偏。而其诸如《宋史》、《元史》,则纯属“成”者著于“败者”,故多被人非议。所以鲁迅先生常主张多读一些野史杂说,以此来纠正这种“成败”的讹误。他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挾恩怨,但看往事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3] 其实,不管正史、野史还是杂史,都难免有讹误。讹误的存在性,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看到一些例子。 如汉魏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为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 《魏志·武帝纪》 《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曹操自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曹操自命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魏王曹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以上正史之挾恩怨而书史册,其“成败”色彩便昭然若揭,两相对较,其讹误亦不辨自明。而野史杂说,也多有图黑古人未有之事,以成讹误之历史。“又如宋代第一个女文学家,填词最有名的李清照(易安)在中国历史上……她本来始终是《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的夫人,并未改嫁。但因《云麓漫钞》载其《谢綦崇礼启》,滥采伪文,说她改嫁张汝舟,……宋代笔记遂纷纷记载此事。到近代俞正燮在他的《癸未类稿》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辑》,她将所有的著作皆按年月列出,证明他绝无改嫁之事,……指出改嫁谣言的来历。”[4] 因此,杂史对我们来说,虽然可以去“装腔作势”、“成败”论的诸多弊误,但依然有着许多的讹传,混淆我们的视听,以虚为有,以非为是,从而在历史面前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现今又多有以为古之碑铭遗物多能为实证,而竟不知数百年前,赵翼早已在告戒后人,其诗曰: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 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需。 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 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 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5] 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浩瀚博大的,却也是杂乱不可靠的。因为它本身不能重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只能靠濡染先辈们留下的文字,来增进我们的个人修养,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才识。而讹误所在文字间的必然存在性,却随时能障蔽我们的视听。因此,我们该不该去读史?我们又该如何去读史? 自有清一代以来,考据辨伪的学风大盛,至于乾嘉则达到此一读书方法的颠峰。也正是他们意识到了古籍史书所存在的讹误性,便以此欲辨伪存真,以求得一无讹误之原书真迹。此求真之精神,固为人所钦佩,然于此却将具有智性的史籍典册外化而成了与生命无关的材料,只为材料考据而读书,便成了读书的末流,此其一也。假设考据辨伪要证明史迹甲为真,必当引典册书籍中之史迹乙、丙、丁、戊诸可证其为真之证据,然何以知此乙、丙、丁之证据为真?则又当引子丑寅卯来考证乙之为真,辰巳午未来考证丙之为真;而何以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之为真?则又当举一二三四以辨伪子,举五六七八辨伪丑……如是循环以进,即穷尽一生之精力,亦难存真之万一,历千万年何者真何者伪,亦当是假说,此其二也。史籍典册皆人所作,又历数千百年之变,其中交织人情之阅历,世故变动,社会革新,其变化万端,任何一细小之经历,皆能迷惑障蔽考据者之眼。便以为有其它说,致使是非颠倒,此其难测而硬伤之,其三也。 今人有陷溺于此中,专以考据辨伪为业,穷一生而坠入诸如《金瓶梅》之作者考证,于此而得结论数十种之多,而何为其真?何是胡言乱语?都莫衷能是。此亦读书之误区。何以说是误区?只因将书中之史迹皆当作平面的知识材料,而打落了史迹在史册中的智性精神。正如牟宗三批评当代学术状况时说:“一般人只是停留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属于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谓只是炫博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极的。他们也知道,但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据知识,学问有多博,这和人有钱,某人有权有位,是一样的,都是外在的,量化的,平面的。……他们只有广度的增加或减少……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干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掉在半空里,他们永远不会落在‘存在的’现实上。”[6] 从史的讹误及讹误存在的必然性,我们必然不能把典册史籍以作平面材料的知识来对待,假如当作平面材料,则我们无法摆脱讹误的天然残局。我们何以要读典册史籍,则正如我在前面所引“读史可以明智”、可以增长远见才识、提升己之修养境界。若要以达到这样之目的,则当以人之智性精神贯注于彼之智性精神,明晓史迹中之义理,性情。则能于智性精神之交汇中得以发现其智性,也便得以提升自身之智慧与才识。便也是读史之究竟了意. 周竑健写于2006年3月2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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