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籍记录了华夏数千年纷繁芜杂的史迹，泱泱大观、汗牛充栋。就清代之《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以下即有正史、编年、别史、杂史、传记、地理等十五大类，故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如此浩瀚之史学，可谓给现今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知识宝藏。英国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中国之唐太宗又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听说当年清祖皇太极打下中原江山，就是爱读《三国》，精善于其中谋略。所以现今我们拥有的这一史学宝库，便也是我们启迪智慧之源，远见通明之泉，借曹孟德一句诗来说，应当就是“幸甚至哉”了。

然史学之于中国正也浩瀚如春雨牛毛，纷繁芜杂，故历史之陈迹也多泥沙俱下，或鱼目以混珠。读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便多有如此感慨。粱氏论述历史之考证辩伪，证据多有散失。以为：“或有意隐匿，例如清廷自改《实录》；或由有意蹂躏，例如秦之烧列国史记；或由一新著作出而所据之旧资料逐为所淹没，例如唐修《晋书》成而十八家俱废；或经一次丧乱，而大部分史籍悉沦没，如牛弘所论书有五厄也；或孤本孤证散在人间，偶不注意，即便散失，斯则为例甚多，不可确举矣。”[1] 从上所举五例，可见史迹之于史册，难免有记录史不副实之处。

同样，徐复观先生在他读史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历史的政治表面，常常是由统治者所编造的材料写成的。尤其关于最高权力斗争的机微之际，对失败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夸张；对成功者不利的材料，必定被隐没。著史和读史能不受此中情势所欺瞒的实在很少。有关两汉朝廷与诸侯王发生重大关系的材料，使我痛切感受到了这一点。”[2] 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以王者之眼光鄙照败者之“寇”行，所以便常常混淆隐夸了双方的“不利材料”，致使史不副实了。因此，今人论史以为《明史》最好，因为《明史》的编撰并不是胜者为王的人编定的，而是由夹在明清交替之中的明遗人来作的，既为成者，也为败者，故能中正而少偏。而其诸如《宋史》、《元史》，则纯属“成”者著于“败者”，故多被人非议。所以鲁迅先生常主张多读一些野史杂说，以此来纠正这种“成败”的讹误。他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挾恩怨，但看往事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3]

其实，不管正史、野史还是杂史，都难免有讹误。讹误的存在性，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看到一些例子。

如汉魏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为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

《魏志·武帝纪》 《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曹操自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曹操自命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魏王曹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以上正史之挾恩怨而书史册，其“成败”色彩便昭然若揭，两相对较，其讹误亦不辨自明。而野史杂说，也多有图黑古人未有之事，以成讹误之历史。“又如宋代第一个女文学家，填词最有名的李清照（易安）在中国历史上……她本来始终是《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的夫人，并未改嫁。但因《云麓漫钞》载其《谢綦崇礼启》，滥采伪文，说她改嫁张汝舟，……宋代笔记遂纷纷记载此事。到近代俞正燮在他的《癸未类稿》有一篇《易安居士事辑》，她将所有的著作皆按年月列出，证明他绝无改嫁之事，……指出改嫁谣言的来历。”[4]

因此，杂史对我们来说，虽然可以去“装腔作势”、“成败”论的诸多弊误，但依然有着许多的讹传，混淆我们的视听，以虚为有，以非为是，从而在历史面前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现今又多有以为古之碑铭遗物多能为实证，而竟不知数百年前，赵翼早已在告戒后人，其诗曰：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

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需。

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

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

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5]

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浩瀚博大的，却也是杂乱不可靠的。因为它本身不能重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只能靠濡染先辈们留下的文字，来增进我们的个人修养，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才识。而讹误所在文字间的必然存在性，却随时能障蔽我们的视听。因此，我们该不该去读史？我们又该如何去读史？

自有清一代以来，考据辨伪的学风大盛，至于乾嘉则达到此一读书方法的颠峰。也正是他们意识到了古籍史书所存在的讹误性，便以此欲辨伪存真，以求得一无讹误之原书真迹。此求真之精神，固为人所钦佩，然于此却将具有智性的史籍典册外化而成了与生命无关的材料，只为材料考据而读书，便成了读书的末流，此其一也。假设考据辨伪要证明史迹甲为真，必当引典册书籍中之史迹乙、丙、丁、戊诸可证其为真之证据，然何以知此乙、丙、丁之证据为真？则又当引子丑寅卯来考证乙之为真，辰巳午未来考证丙之为真；而何以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之为真？则又当举一二三四以辨伪子，举五六七八辨伪丑……如是循环以进，即穷尽一生之精力，亦难存真之万一，历千万年何者真何者伪，亦当是假说，此其二也。史籍典册皆人所作，又历数千百年之变，其中交织人情之阅历，世故变动，社会革新，其变化万端，任何一细小之经历，皆能迷惑障蔽考据者之眼。便以为有其它说，致使是非颠倒，此其难测而硬伤之，其三也。

今人有陷溺于此中，专以考据辨伪为业，穷一生而坠入诸如《金瓶梅》之作者考证，于此而得结论数十种之多，而何为其真？何是胡言乱语？都莫衷能是。此亦读书之误区。何以说是误区？只因将书中之史迹皆当作平面的知识材料，而打落了史迹在史册中的智性精神。正如牟宗三批评当代学术状况时说：“一般人只是停留在平面的广度的涉猎追逐的层面。他们也知道学问无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们的这个知道只是属于故实的、材料的、经验的、知识的。这种知道实在不能说‘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是无所谓的，他们的有所谓只是炫博斗富。他们不承认有德性义理的学问，他们也不知道人格价值是有层极的。他们也知道，但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据知识，学问有多博，这和人有钱，某人有权有位，是一样的，都是外在的，量化的，平面的。……他们只有广度的增加或减少……他们的生命永远是干枯的、僵化的。外在化于材料中而掉在半空里，他们永远不会落在‘存在的’现实上。”[6]

从史的讹误及讹误存在的必然性，我们必然不能把典册史籍以作平面材料的知识来对待，假如当作平面材料，则我们无法摆脱讹误的天然残局。我们何以要读典册史籍，则正如我在前面所引“读史可以明智”、可以增长远见才识、提升己之修养境界。若要以达到这样之目的，则当以人之智性精神贯注于彼之智性精神，明晓史迹中之义理，性情。则能于智性精神之交汇中得以发现其智性，也便得以提升自身之智慧与才识。便也是读史之究竟了意.

周竑健写于2006年3月2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