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审美观念，有如此审美之观念，固有产生任何一现象之合理原因。故有陶渊明文章不彰显于前世，只做“词采未优”之论；亦有三寸金莲风靡于五四之前而没于当代，当作“封建糟粕”之说。非独文学美学而然，扩而为古今四海文化者，也是这个道理。华夏五千年浩瀚文明，其源流数变，思想形态万千，留下之典籍藏书若黄河沙数，文化之积淀厚若山海。于此之中，则必有现存之学人，以心照万古千秋之文字，或以明古，或为今用，或以修身，或以添智……于此承孔夫子之《论语·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而千古之学人，多有无视意识观念之延变，为今之观念所束缚，于是有曲解古人之意者，有妄语古人之思者，统而论之，乃多有以今人之观强披于古人之身，谬论出矣！笑话出矣！

今人现有“文学”一观念，乃西方文学观念的舶来，其所以有诗歌、散文、小说诸类，也是西方翻译的结果。而今文艺理论话语统为西方理论之副本。于是处处便见着它的身影来图黑中国的“文”。《文艺理论教程》给文学做了现代定义：“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思形态。”这里，中国的“文学”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失去了自身的“人格”。现在有人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失语症”，意思就是不能用自己语言讲说的一种病了，也还真恰当。在“先秦虽有文学，却无文学观念，‘文’不是指后代的文学，而是指文化。”1如《巽卦·系辞》：“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刘向《说苑·指武》：“文化不改，然后力诛。”而在汉代，所谓文学，乃是指经学，只因为当时设六经博士，读书可以致仕。而今之所谓文学，只是包括在当时的“文章”内，而其后的“文章”则一分为二有“文”与“笔”的差别了（见刘师培《文笔说》）。故到了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言：“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今人多以为曹氏是把文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处。而前汉朝扬雄仍有“壮夫不为”之说，喻为“雕虫小技”。哪个说的有理呢？其实，二人所说的本未相交涉也。扬雄的意思就是那些抒情小赋，乃《金娄子》所谓“吟咏风谣”之文，与他的观点相同的，便有宋明理学家的“作文害道”论，西方也有黑格尔的“文艺终结”论。而曹氏所言据他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除了诗赋外，还算有点现代文学观念外，其它的实在是应用文体，想当时兵国交战，交战策论在某种程度上确也其着“经国之大业”的作用。以此，今人文学论说者，却多有不分先秦后汉之异同，更不论古今之别差，见“文学”则文学，固无司马太史公《答孔文仲户书》说见：“古之所谓文者，乃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

昔时，邓师于古代文学课中尝语吾等云：“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之一字，今人多理解为‘温习、复习’，其学也浅哉！其人也陋哉！‘习’繁体‘白’字上一‘羽’，鸟学飞之姿也，故有‘实践’之意义。学而用于实践，其言巍巍乎！”吾初听此言，心中感动不已，乃思吾小学以至中学，吾之陋也！师又言说今人多此陋习，笑而可吞齿之事也。

今天有人拟写论文曰“论《诗经》中女子反封建礼教压迫的意识”，封建之说，始于今人，郭沫若封建在秦汉之后，而徐复观言中国无西方严格意义上之奴隶社会，而三代之时乃宗法封建社会。封建之说此处暂时不论，而诗经中所写女子，根本无礼教封建之压迫，何来反压迫意识呢？如《摽有梅》中女子,凡到一时节,则女子可以自由与男子结合,女性是没有礼教束缚的。所以如此论说诗经，谬论乎？又有人高歌“屈原的爱国主义”，而实际在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并无现今之所谓国家的观念。“国家”在当时就相当于现今中国之所谓省市级行政区域，只因为中央力弱而失去统摄权，区域“国”者，纷纷争权夺利，谋求发展。而国民之意识乃在“天下”，是以有为之士不拘束于一“国”之限，本无“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故苏秦可以挂六国相印，伍子婿可以灭己出生之“国”而报私仇。秦国强大之因由皆得力于异国之贤能，皆时人无今之所谓“国家”观念也。是以说屈原之爱国，乃是其爱己之家园，甚或亦是难舍弃家族之贵族地位。追本索源，乃在五四前后，先辈翻译西方某些概念上的错误致使，也是今人不能详察的缘故。

前人顾亭林有言：“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此话出后，乃有三教九流之形形色色之人以文人为非。他们鄙薄文人，以为有清初大思想家之证言，后有再引此句则去掉了“自命”而成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现今之人不论是非对象，不入顾氏说此话之时代，亦不入顾氏此话之目的，出口则“文人无用”、“文人不足观”。其病理与前同。“一自命为文人，便无足观。”实际上是顾亭林针对当时封建文人所谓士大夫阶层的某一部分而说的。因为有“自命”，乃知顾氏所贬斥的是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人而言。而当时这一部分文人（或者可以说是整个仕途文人阶层），皆把整个人生束缚在一条绳索之上，除了仕进科举，便无二途，最后读死书，啃经典的人如不能仕进，则只能双手无缚鸡之力，无经营生意之才，于是有了像孔乙己这样的“不足观”的自命文人层。在封建社会，在当时顾氏所处的时代，此话便是合情合理，而今不分青红皂白，见一文人，便不足观，则于今时今世，文人果如顾氏之时代，非以当官仕进为己之人生不二路途吗？

故知，无视时代思潮，只顾说这样的话的人是无知的，也是浅陋的。

故知，一代之观念根于一代之思潮，如不入古而化于古，对古人一时代意识不了解，枉加臆说，是为误人语。虽有不可避免之因，而吾于此当慎而慎之戒之。

（周竑健写于是2006年3月9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