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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科学思潮与人文的坠落[原创] |
评论数:0 人气:1521 发表时间:2006/3/25 1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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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叫“科学”。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科学的便是好的,是权威的,不科学便是被驳斥的对象。因为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所带给人民的便利实在太多了。足不出户,可以上网知晓天下事,发伊媚儿……拜年不用串亲戚,打个电话方便省事。正如李泽厚在《世纪新梦》里说的:“它们同时也极大地改革、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长了人们的寿命”,还能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夜有灯光照明、不需竹木烧食!于是,人们的生活与“科学”密切相关,不能分离了,而且对科学心存感恩,顶礼膜拜也不过分。“科学”这一词便也成了老生常谈、津津乐道,挂在嘴边的不二法“词”。以为此词乃万事万物皆能适用,孙悟空七十二变神通广大,无所不为。便随意指指点点,这科学,那不科学。科学也便成了批评臭骂和赞扬称颂的语言武器。
某次上《古代汉语》,老师讲及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工具书《尔雅》,因其年代久远,始创而成,开了一代工具书之先河,未有前人所 留下来的经验来借鉴,所以有某些不足的地方。于是老师张口曰:“《尔雅》不科学!”此话引起我一些反感,《尔雅》本来就不是现代所谓“科学”的东西,这下倒与科学结成了亲戚,而且与这个“亲戚”性格上有某些差异,便被一脚就被践踏了。这难道不是“科学”的祸水吗?如若说《尔雅》有不足的地方,按现代人的某些观念为标准,也还事实,说它“不甚合理”也就够了,偏也要赶上这趟“科学”热,让人不明白又费解,何苦来着?猜老师之用意,以为“科学”一词似乎具有百分之两百的说服力和肯定力。此一思想也正是来源于现代的“泛科学论”。
泛科学论者必以为科学为不二真理,至高至上,也必以天下万物皆能裁量,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床为标准,每个人都躺上去,长了头就砍头,长了脚就坎脚。实在很是谬误。素不知在这人世间,除了科学,还有人文,也还有宗教。记得大二哲学课上,张师解析休谟哲学,其中举例言说及“火烧水水变热,人何以知水之热定乃火之攻?”于是引《庄子》中惠子言“火不热”说。细细思量,乃知道这时间论理者有三:一是以物观物,物便无冷热之分,亦无大小之辩,更无软硬之说,类此皆是以人之观念而相对言说也;二是以人观物,物乃有眼中之色觉,肌肤之触觉,鼻耳之听嗅觉,性始之所出、情继之以发,乃有美丑善恶,饱暖爱恨者,逐有文化人情之世界;三是以道观物,天下万物皆同理,万物归于一,西方之归于上帝,佛教之归于释迦牟尼,如孔子谓“殊途而同归”者也。所以,科学只是以物观物之一,如牟宗三所说的,科学乃是形下之学,宗教是形上之学,人文乃是形中之学。科学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有它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也有其不可消除的局限性。其文化各方面实在有很多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比如中医之针灸经脉医理。余英时在他的论著里说:“在柯氏(柯林伍德)看来,人性研究的破产,其唯一的解释便是由于那些思想家的方法上的错误:他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它不能也不应运用的人类身上。”也有人“企图把‘精神科学’变成与自然科学同类的人,总是先要给人性找出某些一定的规律,然后再根据此种不变的规律去了解人性。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跳出历史学的范围,而另有其‘科学’的基础了。其实这完全是无根之谈。”(《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因此,人性上的东西也是科学无法解答的。
科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那也是乘五四前后的风波舶来。最先是技术、器皿层上的仿西,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延及到文化学术上,例如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道:“近今历史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济生活相密切,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世界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斐然矣。”
梁任公谓西学之史观是进步的,一是要整理资料,二是要革新观念(改变中国的传统史观),其实西方之史学观念乃发源于达尔文之《进化论》,徐复观慧眼明察,论说人类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并不能以“进化”的观念来解释,它们只有“变化”发展而无“进化”之理。推梁氏之时代,正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日益兴盛,言必西学,动则进化,是当时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公言此二特征,实在是切中时代的要害。然西方近代文化主要根基于“物”,而中国文化则根基于“人”,梁氏向来以旧史的落后要求一新史,所以求剥灭旧史的“教化”观念,去掉了人情世故,而要得一“客观之史事”。即是要使人降落而成为物的层面,去了人性本心,只余下四肢五脏六腑的骨血。西学东渐的弊端也就在这处显现出来。什么样才叫做“亲切”呢?世间有什么样的东西更能比得上生命流动中“情”之一字呢?旧史以人之出众、有为者作一典型,掺之社会世情背景,系之以性情才品,是为传记,国民浸于其中,或仰慕而同感同乐,若飞将军之骁勇,诸葛之多智;或厌恶以怒发冲冠,若残害忠良之秦桧,挟天子以自利之慈僖,“亲切”感于心,同其喜怒哀乐、激扬愤恨者也。假以科学之史学考据史实,若器皿、经济、制度……与民心何涉焉,何以有“亲切”之体验?是以说科学入主中国,植于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打落了人性,把人形同于物(丧失了自然流动的生命),最终使孔孟儒家所提出的“人禽之辨”没有了分际。它也丧失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人文关怀。 周竑健敲稿于2006年3月6日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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