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叫“科学”。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科学的便是好的，是权威的，不科学便是被驳斥的对象。因为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所带给人民的便利实在太多了。足不出户，可以上网知晓天下事，发伊媚儿……拜年不用串亲戚，打个电话方便省事。正如李泽厚在《世纪新梦》里说的：“它们同时也极大地改革、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长了人们的寿命”，还能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夜有灯光照明、不需竹木烧食！于是，人们的生活与“科学”密切相关，不能分离了，而且对科学心存感恩，顶礼膜拜也不过分。“科学”这一词便也成了老生常谈、津津乐道，挂在嘴边的不二法“词”。以为此词乃万事万物皆能适用，孙悟空七十二变神通广大，无所不为。便随意指指点点，这科学，那不科学。科学也便成了批评臭骂和赞扬称颂的语言武器。

某次上《古代汉语》，老师讲及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工具书《尔雅》，因其年代久远，始创而成，开了一代工具书之先河，未有前人所 留下来的经验来借鉴，所以有某些不足的地方。于是老师张口曰：“《尔雅》不科学！”此话引起我一些反感，《尔雅》本来就不是现代所谓“科学”的东西，这下倒与科学结成了亲戚，而且与这个“亲戚”性格上有某些差异，便被一脚就被践踏了。这难道不是“科学”的祸水吗？如若说《尔雅》有不足的地方，按现代人的某些观念为标准，也还事实，说它“不甚合理”也就够了，偏也要赶上这趟“科学”热，让人不明白又费解，何苦来着？猜老师之用意，以为“科学”一词似乎具有百分之两百的说服力和肯定力。此一思想也正是来源于现代的“泛科学论”。

泛科学论者必以为科学为不二真理，至高至上，也必以天下万物皆能裁量，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床为标准，每个人都躺上去，长了头就砍头，长了脚就坎脚。实在很是谬误。素不知在这人世间，除了科学，还有人文，也还有宗教。记得大二哲学课上，张师解析休谟哲学，其中举例言说及“火烧水水变热，人何以知水之热定乃火之攻？”于是引《庄子》中惠子言“火不热”说。细细思量，乃知道这时间论理者有三：一是以物观物，物便无冷热之分，亦无大小之辩，更无软硬之说，类此皆是以人之观念而相对言说也；二是以人观物，物乃有眼中之色觉，肌肤之触觉，鼻耳之听嗅觉，性始之所出、情继之以发，乃有美丑善恶，饱暖爱恨者，逐有文化人情之世界；三是以道观物，天下万物皆同理，万物归于一，西方之归于上帝，佛教之归于释迦牟尼，如孔子谓“殊途而同归”者也。所以，科学只是以物观物之一，如牟宗三所说的，科学乃是形下之学，宗教是形上之学，人文乃是形中之学。科学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有它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也有其不可消除的局限性。其文化各方面实在有很多是科学无法解释的，比如中医之针灸经脉医理。余英时在他的论著里说：“在柯氏（柯林伍德）看来，人性研究的破产，其唯一的解释便是由于那些思想家的方法上的错误：他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它不能也不应运用的人类身上。”也有人“企图把‘精神科学’变成与自然科学同类的人，总是先要给人性找出某些一定的规律，然后再根据此种不变的规律去了解人性。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跳出历史学的范围，而另有其‘科学’的基础了。其实这完全是无根之谈。”（《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因此，人性上的东西也是科学无法解答的。

科学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那也是乘五四前后的风波舶来。最先是技术、器皿层上的仿西，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延及到文化学术上，例如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道：“近今历史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济生活相密切，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世界之资格也。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顾所成就则斐然矣。”

梁任公谓西学之史观是进步的，一是要整理资料，二是要革新观念（改变中国的传统史观），其实西方之史学观念乃发源于达尔文之《进化论》，徐复观慧眼明察，论说人类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并不能以“进化”的观念来解释，它们只有“变化”发展而无“进化”之理。推梁氏之时代，正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日益兴盛，言必西学，动则进化，是当时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公言此二特征，实在是切中时代的要害。然西方近代文化主要根基于“物”，而中国文化则根基于“人”，梁氏向来以旧史的落后要求一新史，所以求剥灭旧史的“教化”观念，去掉了人情世故，而要得一“客观之史事”。即是要使人降落而成为物的层面，去了人性本心，只余下四肢五脏六腑的骨血。西学东渐的弊端也就在这处显现出来。什么样才叫做“亲切”呢？世间有什么样的东西更能比得上生命流动中“情”之一字呢？旧史以人之出众、有为者作一典型，掺之社会世情背景，系之以性情才品，是为传记，国民浸于其中，或仰慕而同感同乐，若飞将军之骁勇，诸葛之多智；或厌恶以怒发冲冠，若残害忠良之秦桧，挟天子以自利之慈僖，“亲切”感于心，同其喜怒哀乐、激扬愤恨者也。假以科学之史学考据史实，若器皿、经济、制度……与民心何涉焉，何以有“亲切”之体验？是以说科学入主中国，植于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打落了人性，把人形同于物（丧失了自然流动的生命），最终使孔孟儒家所提出的“人禽之辨”没有了分际。它也丧失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人文关怀。

周竑健敲稿于2006年3月6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