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徐复观先生文章的人，大概都能知道徐复观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多次对胡适有严厉批判。一般的人看两个人在学术上的对立，也许会把问题归结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上去，但实际上胡适所以能有如此名声，并不是在西学上有多深的造诣，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多少深入的了解，而是他站在五四这种失去理性而迷狂状态下极端反传统主义潮流中，以一种浅薄的认知写说一些入时的文章，因为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思潮的缘故，在“全盘西化”的呼声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而博得了他到现在这样的名声。关于这一点，据牟宗三对胡适的了解，在他的《我的学思进程》中有这样的评价：“胡适宣传杜威学说，杜威是实用主义。其实胡适所了解杜威的程度很差，但它享有大名，这种大名对中国社会并无实质裨益。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思想，其实只是《如何去思考？》（how we think）这个小册子，其它著作可能均未涉猎，以这种程度来吸收西方文化，怎么够资格讲现代化呢？” “王船山有句痛心的话：‘害莫大于肤浅’胡适就是肤浅的代表。”
当然，在中国有这样一段历史，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是沉痛的，说它是浪漫主义幻想的大灾难也不为过。但站在历史文化发展的理性认知上，也有它合理的因素。旧中国当时在清末明初的社会状况，中国文化所走入的景况是非常糟糕的，于是出几个闯将便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把当时社会之所以糟糕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且要“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便走了文化极端的路子是很难说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就中国文化来说，中国的儒家文化是生根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而当时糟糕的主体却是政治的堕落腐化，在外国的船坚炮利之下一败涂地。虽然儒家的经典被政治所利用，但文化与现实政治间的关系实在并没有想象中联系密切，更不能归咎到儒家文化。所以，胡适之当时作为这一极端的闯将，对思想文化的认知是肤浅的。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我认为，他的贡献真正在于事功上面，而不是在学问上面，在学问上，他连一个蹩脚的学者都不是。他写《中国哲学史》，谈韩非、孟子连他自己在后来都称为“青年时的无知妄言”。而他在事功上，如把五四看做是一个社会向前的跃进，则他推崇民主、科学，为新的文化奠定了基础，这是他的成就，如果把五四看作中国文化的灾难，则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的形象而已。就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无足以张新军”的话，胡适之在历史文化发展的极端态度是没有有什么可厚非的。如果能理智的看问题的话，则钱穆先生有段话很有识见：“当知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兴起。而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推翻的。那才见中国文化之真实伟大处。”钱氏是众观中国文化在历史的承接绵延整个过程中的感悟，因为五四之前，真正并没有过导致过中国文化断落的问题，有些争执和反对变革也是在一个文化传统内进行的。即使在佛教文化冲击的时代里，依然把它拉进了老庄的体系里讨论，最后又以儒家而融合有了宋明一代理学的。如果胡适之流辈能有一点这样的认识，也不至于迷狂浮华到没有根底的状态。
在学术文化上的某些言论，我们是大可以针砭他的。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也没有随着他的年老体衰而衰弱。他任科学院院长时在一次酒会上说我看不出来我们本民族文化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我们应全心全意地向西方学习。于是徐复观先生便有些火起，在《民主评论》上骂他为文化汉奸。当然，徐复观先生是激于愤慨下说的。而真正感触胡适之的这番话，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完全没有深入，有的只是他先入为主的一点半懂不懂的西方思想，因为初见到在中国的天下文化之外还有个西方世界，西方的世界与中国的又明显的区别着，便给了许多的惊奇，便以为西方什么都是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比中国的亮这样的鄙陋识见。其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价值是作用是作用在不同的地方，中国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心”的文化，是人生的文化；而西方现代所创建的工业文明下的文化多是“物”的文化，是事功的文化。所以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中有这样经典的论说：“西方的学问以自然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国的学问以生命为首出，以德性润泽生命。”徐先生论说中西文化研究时说：“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件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的比较研究。”（《我的若干断想》）而胡适正是这样一个穿着西方舞台服装，用着西方道具的演出者。关于中国民族文化有没有积极的东西，优美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在徐复观有这样的解答：“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地意义，有无现代的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我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现代依然有许多人学了点西方的哲理思想，就搬过来解释评判中国的思想文化艺术，其实也还走着胡适浅薄的道路，是值得我们深省的。
从我所看过的书中，胡适说过一句最荒谬的话，就是说作古诗此对联是最下流的。我并没能了解胡适之是在何种情况下说出来的，也不能理解他说这句话有什么合理的成分所在。如果从字面上理解，我实在无法从“作古诗词对联”与“下流”两个字能凑合到一起。如果站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说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倡导新文化，作古诗词对联“不太好”或者说“不好”，则也可以成立，可惜，这两个词与“下流”沾不上多大边。居然一个人作古诗词对联与一个人的人品密切联系到一起，而且是下流的，则中国以前所有作过诗词对联的古代文人贤士都得打入地狱之“下流”层，或者，胡适老先生的父亲以上诸辈偶出了一个作过诗词对联的，他便连自己的祖宗也骂上了。还好，他是反一切传统的，也不讲什么“孝”道。但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胡适这个人是讲话不付责任的，多是凭自己一时意气说些没头没脑的情绪话，只因为多站在当时西化的时髦路线上，便也为人们传播了。而很可笑的便是在他死后的追悼会上，却享用这“下流”人为他说写的十数副对联，而很多人居然还认为他是一个传统的儒者。这于他地下有知，不知是流泪还是欢喜？我想，总是苦笑的多罢。
关于我对现今文化的一种感觉，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在五四之前是发生发展期，其基本情状是西方的一些文化小部轻进，大多落在科学知识、器物、制度层面，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与实际则多开洋务运动，实业救国、政治变法革新……。但在五四前夕，则以上措施都在努力中完全失败，依然没有解决中国落后腐化的情况下，才把注意力着落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点上，于是以为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打倒孔家店，彻底毁坏儒家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而在认识上又认为西方的优势就集中在民主和科学上，所以就弄出了个德先生和塞先生做了旗帜。却殊不知西方之所以能有科学与民主，在于文化精神上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性精神，学西方的科学只学到西方的表层。而西方的民主也是在西方基督宗教文化经过近代工业经济文化的需要和融合下产生的，离开西方文化背景的精神，是追求形式上的民主，是不能真正走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之路的。要想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则必定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作背景的发展，才能有真实民主的建立。现在基层干部的选举形式上采用了民主投票选举制，但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老百姓缺乏西方那种文化精神形态，对投票一是茫然，二是牟小利，三是马虎了事，而竞选者则施展各种手段，下欺压引诱，上则拉关系走后门。这是很显然的一种障碍。五四之后的中西文化风气便在这种状况下演绎。基本上表现出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但多又从事物移向了抽象理论的层面。于是这一时期，文化各个方面，都以一种西方的哲学思想为某种基础性的指导，或是作为一种衡量的标准，来评判解析中国的文化艺术等。最新开风气的应该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便运用了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后面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大量运用逻辑分析原理来透析宋明理学。这种风气一直到现在依然很兴盛。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一块，就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统计出有160多种，而这些不同的种类又有根据不同的西方文艺理论写成，各言一家，其实都未真正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堂奥。从20世纪后十数年到21世纪初（既今）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潮流中又有了新的转变，也是稍有一点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值得欣喜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以西方思想哲学为衡量标准开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文化为价值衡量标准来解析西方文化。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大量的这样的著作。不管是在纸煤介或是网络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这一发展过程来看，其也有一个清晰的线索过程，是经过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的努力发展迩来的。第一代熊、梁的不为潮流所动而屹如磐石，第二代如牟、徐、唐的卓然见识，到现在如杜、成的深入发展的探讨。读经、复古的思潮又开始逐渐兴起。从这一现象我们至少能看出：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异常强大的。在中国社会也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张弛力，依然在有人的地方，儒家人生的文化就有它现实的价值意义。
2、 五四以来反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崇西的肤浅论调，在经过社会的发展与检验后，日益暴露。人们的意识在经过一段迷失后重新走向正确的理性化。
其实，仔细想来，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变化演进之中，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这一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主流是儒家文化也可称之）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但也经历了有破坏到交战融合而最终产生一新的文化生命。近代由西方欧美文化的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虽说更空前强大，破坏力度更糟糕，但从明末利马窦算起近数百年时间，西方文化的冲击也已到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芦缟的情状了。今后中西文化的交流前景将确是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西方文化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成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新生命的伟大历史进程。 |
